内流河流域及其尾闾湖泊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敏感。基于河西走廊内流区13个湖泊沉积剖面年代和代用指标数据,结合河流侵蚀/堆积速率、古城分布格局、古文化遗址和古气候模拟,李育教授及其团队对全新世时期该区域湖泊演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__local/7/69/DF/8F5EE479C5C9AAF3477DFEFA014_473D575B_65B0.jpg)
图一:石羊河流域古文化遗址点分布(a),金昌三角城遗址(b)、柳湖墩遗址(c)、王家台遗址(d)、磨咀子遗址(e)、红沙堡遗址(f)、连古城遗址(g)、尹台寺(h)、海藏寺(i)、明长城-凉州段遗址(j)、汉长城-凉州段遗址现状(k)
图二:武始泽周边HSH01~05 剖面岩性及湖相沉积层位AMS 14C 测年结果. 图中红色数字为典型湖相层年代
图三:猪野泽周边ZYZ01~08 剖面岩性及湖相沉积层位AMS 14C 测年结果. 图中红色数字为典型湖相层年代
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河西走廊湖泊演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东亚季风和西风环流通过影响降水,控制尾闾湖泊水位的高低[1,2]。晚冰期到早全新世期间,石羊河流域古湖泊武始泽和猪野泽开始发育;中全新世时期,石羊河流域气候湿润,湖泊面积大、水位高;晚全新世干旱化使得湖泊退缩,河流下切[2]。早期的人类活动是通过水资源利用对河西走廊的河流进行局部改造,对整个流域的水量配置和湖泊演变影响较小。进入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共同开始对径流、水资源和湖泊演变产生影响,而且人类活动成为地表过程的主导因素,区域湖泊沉积物代用指标记录的人为扰动增加 [1]。
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专项的联合资助。研究成果以“The evolution of river system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endorheic zones during the Holocene”和“石羊河流域晚冰期以来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为题分别发表于《The Holocene》和《科学通报》。李育教授团队对河西走廊以及全球内流区湖泊演化开展深入研究并取得一系列进展: 在区域尺度,发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了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地表过程、湖泊演化及有机碳储量[3-4];在全球尺度,提出了全新世全球内流区人地关系相互作用存在时空尺度效应[5],人类活动对沉积物代用指标的影响从工业革命开始显著增加[6]。
相关文献:
[1] Gao and Li et al., 2024. Holocene. https://doi.org/10.1177/09596836241236344
[2] 李育等, 2023. 科学通报, 68, 3869-3884. https://doi.org/10.1360/TB-2022-0965
[3] Li et al., 2023. ERL, 18, 044035. https://doi.org/10.1088/1748-9326/acc87b
[4] Li et al., 2021. CBM, 16, 28. https://doi.org/10.1186/s13021-021-00191-6
[5] Li et al., 2023. JGS, 33, 1569-86.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23-2143-5
[6] Li et al., 2021. JGS, 31, 765-784.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21-1870-8